附:曾巩南齐书目录序

《南齐书》,八纪,十一志,四十列传,合五十九篇,梁萧子显撰。始江淹已为十志,沈约又为《齐纪》,而子显自表武帝,别为此书。臣等因校正其讹谬,而叙其篇目,曰:

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,则必得其所托,而后能传于久,此史之所以作也。然而所托不得其人,则或失其意,或乱其实,或析理之不通,或设辞之不善,故虽有殊功韪德非常之迹,将暗而不章,郁而不发,而梼杌嵬琐奸回凶慝之形,可幸而掩也。

尝试论之,古之所谓良史者,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,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,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,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,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。何以知其然邪。昔者,唐虞有神明之性,有微妙之德,使由之者不能知,知之者不能名,以为治天下之本。号令之所布,法度之所设,其言至约,其体至备,以为治天下之具。而为二《典》者,推而明之,所记者,岂独其迹邪。并与其深微之意而传之。小大精粗,无不尽也。本末先后,无不白也。使诵其说者,如出乎其时。求其指者,如即乎其人。是可不谓明足以周万事之理,道足以适天下之用,智足以通难知之意,文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乎。则方是之时,岂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。盖执简操笔而随者,亦皆圣人之徒也。两汉以来为史者,去之远矣。司马迁从五帝三王既殁数千载之后,秦火之馀,因散绝残脱之经,以及传记百家之说,区区掇拾,以集著其善恶之迹,兴废之端,又创己意以为本纪世家八书列传之文,斯亦可谓奇矣。然而蔽害天下之圣法,是非颠倒而采摭谬乱者,亦岂少哉。是岂可不谓明不足以周万事之理,道不足以适天下之用,智不足以通难知之意,文不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乎。夫自三代以后为史者如迁之文,亦不可不谓俊伟拔出之材、非常之士也,然顾以谓明不足以周万事之理,道不足以适天下之用,智不足以通难知之意,文不足以发难显之情者,何哉。盖圣贤之高致,迁固有不能纯达其情而见之于后者矣,故不得而与之也。迁之得失如此,况其他邪。至于宋、齐、梁、陈、后魏、后周之书,盖无以议为也。

子显之于斯文,喜自驰骋,其更改破析刻彫藻缋之变尤多,而其文益下,岂夫材固不可以强而有邪。数世之史既然,故其事迹暧味,虽有随世以就功名之君,相与合谋之臣,未有赫然得倾动天下之耳目,播天下之口者也。而一时偷夺倾危悖理反义之人,亦幸而不暴著于世,岂非所托不得其人故邪。可不惜哉。盖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,故为之者亦必天下之材,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。岂可忽哉。岂可忽哉。

臣恂、臣宝臣、臣穆、臣藻、巨洙、臣觉、臣彦若、臣巩谨叙目录昧死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