雍正上谕 吕留良怎么得罪了圣祖
【原文】
上谕：我朝肇造区夏，天锡人归，列圣相承，中外景从。逮我圣祖仁皇帝，继天立极，福庇兆民，文治武功，恩施德教，超越百王，亘古罕有。此普天率土，心悦诚服。虽深山穷谷，庸夫孺子，以及凡有血气之伦，亦莫不尊亲者。讵意逆贼吕留良者，悍戾凶顽，好乱乐祸，自附明代王府仪宾之孙，追思旧国，愤懑诋讥。夫仪宾之后裔，于戚属至为疏贱，何足比数。且生于明之末季，当流寇陷北京时，吕留良年方孩童。本朝定鼎之后，伊亲被教泽，始获读书成立，于顺治年间，应试得为诸生。嗣经岁科屡试，以其浮薄之才，每居高等，盗窃虚名，夸荣乡里。是吕留良于明毫无痛痒之关，其本心何曾有高尚之节也。乃于康熙六年，因考校失利，妄为大言，弃去青衿，忽追思明代，深怨本朝，后以博学宏词荐，则诡云必死；以山林隐逸为荐，则剃发为僧。按其岁月，吕留良身为本朝诸生十余年之久矣，乃始幡然易虑，忽号为明之遗民，千古悖逆反复之人，有如是怪诞无耻，可嗤可鄙者乎？自是著邪书，立逆说，丧心病狂，肆无忌惮。其实不过卖文鬻书，营求声利，而遂敢于圣祖仁皇帝任意指斥，公然骂诅，以毫无影响之事，凭空撰造。所著诗文以及日记等类，或镌板流传，或珍藏秘密，皆人世耳目所未经，意想所未到者。朕翻阅之余，不胜惶骇震悼。盖其悖逆狂噬之词，非惟不可枚举，抑且凡为臣子者，所不忍寓之于目，不忍出之于口，不忍述之于纸笔者也。今姑就其中数条，略为宣示内外诸臣，庶天下后世共知其张，感愤之荒唐，犬吠狼嗥之忿戾。自生民以来乱臣贼子，罪恶滔天，奸诈凶顽，匪类盗名理学大儒者，未有如吕留良之可恨人也。
【译文】 皇上谕旨：我朝建国统一中华以来，秉受天命，人民归心。几代皇上继承大统，受到中外景仰拥护。到了我圣祖仁皇帝（康熙）的时候，继承天命而登上皇位，为亿兆人民降下了福泽，无论在文治或武功方面都取得巨大的成绩，给百姓带来恩惠和用礼义道德教化百姓，都超过了历史上所有君王，实在是自古以来罕有的圣明君主。所以整个中国的土地上，没有不心悦诚服的人。即使在穷乡僻壤的深山中，普通百姓以至小孩，以及有点血气的人，都没有不敬服皇上的。却不料逆贼吕留良这人，性情隐暴顽固，嗜好制造祸乱。自称是明代王府仪宾的族孙，怀念过去的明朝，而满怀怨恨的诋毁我朝。这仪宾的后代，从与明朝皇族的亲戚关系上来说，是非常远的，算不得什么。况且吕留良出生于明末，当李自成攻陷北京时，吕留良还不过是个小孩子。我朝建国以后，他受到我朝的哺育恩典，才得以读书成人，顺治年间参加考试，获得了秀才身份。
以后经过多次的岁考、科考，他仗着自己小有文才，常常考得优等，才借此获得了一些虚名，以此为资本来夸耀于本乡地方。以此看来，吕留良和明朝的关系，实在毫无痛痒，而他本身的经历，也说不上有什么保持明朝遗民的高尚气节。只是到康熙六年，他因为考试失利，才狂妄地口出大言，抛弃秀才身份，忽然思念起明朝，而埋怨我朝起来。后来地方官又用“博学宏词”来推荐他到京师，他用寻死来吓人；把他作山林隐逸来推荐，他便削发去当和尚。如果按他生平岁月来算，吕留良身为本朝秀才达十几年之久，却以忽然转变思想，自称起明末遗民起来，真是自古以来悖逆反复的人，也没有他这样怪诞无耻的说法，实在是可鄙可笑之极！自此以后，他便著作荒谬的书籍，宣扬忤逆的言论，达到丧心病狂、肆无忌惮的程度。
其实他不过是卖文卖书，追求名利罢了，而竟敢以此来对圣祖仁皇帝任意攻击，公然谩骂诅咒，用根本没有的事，凭空捏造。他所著作的诗文以及日记等，有的刻版印成书四下流传，有的则秘密保存手稿，他记述的都是世人所没听到过没见到过的，是人们所意想不到的。朕翻看他这些著作，不胜惶恐震惊。因为他这些著作当中，悖逆狂噬的言论，不但不胜枚举，而且凡是作为臣子的人，都不忍看在眼里，不忍说出口去，不忍用笔写到纸上的。现在姑且把其中几条，略略摘出来宣示给京师和各地方的各位臣子，以便天下和后世都能知道他嚣张的程度，愤慨他的荒唐，认识他犬吠狼嗥的暴戾。自从有人类以来的乱臣贼子当中，罪恶滔天，奸诈隐顽的坏人，而假冒理学大儒的，从来没有像吕留良这样可恨的人！ 【原文】
其文集有云：“德以后，天地一变，亘古所未经”。又其行状云：“有故人死于西湖，为位以哭，坏墙裂竹，拟于西台之恸。”
又云：“将以小庄为桃花源，为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之人。” 又云：“遂削发为僧，苟延性命。” 又辞山林隐逸之荐，答友人书云：“有人行于途，卖饧者唱曰：破帽换糖。其人急除匿，已而唱曰：破网子换糖。复匿之。又唱曰：乱头发换糖。乃惶遽无措曰：何太相逼！留良之剃顶，亦正怕换糖者相逼耳。”
又示诸子戒庆生辰云：“如其有重于生也，则偷息一日，一日之耻也。世有君子曰：夫，夫也，何为至今不死也。则其谬严于斧钺，又何庆之有？使以辱身苟活者为庆，将置夫年不满三十，义不顾门户，断飞首，以遂其志义者于何地也。”
又日记内诗句云：“若论五百年间事，紫色蛙声总正传。” 又云：“麻喇吉出城，送者填塞，饥渴易为饮食如此，观我民狼狈不知所归，可怜可痛也。”
又云：“李雯，华亭人，甲申后入北幕，《与史道邻书》及《下江南诏》皆其笔也。中有‘六合一而泰阶平，礼乐兴而干戈息’之句，人传嗤之。”
又云：“沈天彝为其妹求旌贞节，且云其尊公弃车先生遗命，不请有司之旌。予曰：‘尊公之识高，其命正当尊也。’弃车先生遭变后十余年，闭门不见宾客，颠毛全好，天彝忽以酒灌醉，尽髡之。醒为号痛而已。所著述将及栋，天彝尽取焚之，恐其有刺触累己也。嘻，亦异矣！” 又祭友人云：“斯文将丧，逆天者亡，顾我逆天，死反得后。”等语。此即其梗化不臣，明目张胆，指我朝为闰统，托吠尧以自文者，皆此类也。夫吕留良食本朝之粟，履本朝之土，且身列胶庠，深被本朝之恩，何得视如仇敌，而毫无顾忌，普蜂蚁之不若乎？又文集有云：“人心恶薄日甚，即杀运所开，聊避睹闻，窃恐不免。”
又日记云：吴三桂乞撤之语，甚有愤懑不平之气。三桂老不足虑，其下恐未必安。” 又云：“滇中于甲寅元日寅时即王位，取四寅也。今按其时正彼中日食云。”
又云：“董允出其新作，乃《平平凉颂》也，予不看，曰：先须改题目，去首字改颂作叹。”
又云：“闻吴三桂死，有吴国贵者立，清遣人往讲，割云贵罢兵。”
又云：“闻闽乱为范承谟激成，承谟亦死于闽。” 又其行状内云：“夙兴夜寐，终日乾乾”等语。夫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吕留良于我朝食德服畴，以有其身家，育其子孙者数十年，乃不知大一统之义，平日之谓我朝皆任意指名，或曰“清”，或曰“北”，或曰“燕”，或曰“彼中”。至于与逆藩吴三桂连书之处，亦曰“清”，曰“往讲”，若本朝于逆藩为邻敌者然，何其悖乱之甚乎！且吴三桂、耿精忠乃叛逆之贼奴，人人得而诛之，吕留良于其称兵犯顺，则欣然有喜，惟恐其不成；于本朝疆域之恢复，则怅然若失，转形于嗟叹。于忠臣之殉难，则污其过失，且闻其死而快意；不顾纲常之倒置，惟以助虐迎寇为心；不顾生民之涂炭，惟以兵连祸结为幸。何吕留良处心积虑，残忍凶暴之至，此极也。且乾乾夕惕，《易经》传注，皆以为人君之事，而其子孙公然以加吕留良之身，不更肆且妄乎？ 【译文】 他的文集里说：“自南宋恭帝德年以后，天地就来了一个变化，是自古以来没有的。”
另外，他在一篇记述他一生事迹的行状里说：“有个故旧朋友死在西湖，他便设下这朋友的牌位，祭奠哭泣，手中拿竹酌敲打干墙壁，以至墙坏竹裂，他把这比作元朝谢翱在西台痛哭文天祥一样。”
又说：“要把自己住的小庄园作为桃花源，作不知道有汉朝，更谈不上知道魏、晋的人。”
又说：“遂剃去头发当了和尚，以勉强维持自己的生命。” 他又推辞掉地方官把他当作山林隐向朝廷的荐举。他在回答友人的书信里说：“有一个人走在路上，遇见一个卖麦芽糖的吆喝：‘破帽子换糖！’那人急忙把帽子藏了起来，不一会，卖糖的又吆喝：‘破网子换糖！’他又急忙把发网去掉藏起来。一会卖糖的又吆喝：‘乱头发换糖！’那人手脚失措地说：“为什么这样逼我呀！”
留良所以把头发剃光当和尚，正是怕换糖的逼迫我呀！”又告诉几个孩子制止他们给自己庆贺生日说：“如果有比活着更重要的事，那么苟安偷生一天，就增加一天的耻辱。世上有道德君子，称之为丈夫，为什么他不去死呢？那么他受到的侮辱比受刀斧砍杀更难受，又有什么值得庆贺？如果为受着侮辱而苟安偷生的人去庆贺生日，那么又把年龄不到三十岁，为了大义不顾家庭，不怕砍断脖子杀掉头颅，以遂自己志愿和道义的人放到什么地位去呢？”
又在日记里写的诗句说：“如果要评论五百年以来的时事，披着紫袍的青蛙也鸣叫着自己是正统了。”
又说：“麻喇吉（清初抚蛮荡寇将军兼广西巡抚，今译为麻勒吉）出城的时候，为他欢送饯行的人把道路填满了。转眼间，饥渴变成了饮食，百姓的态度变得竟如此之快。看他们惶惶不知何去何从的样子，真是令人可怜可痛呵！”
又说：“李雯是华亭（今上海松江）人，甲申年（公元年）后到北军中作幕僚，《与史道邻（即史可法）书》和《下江南诏》都是他写的，其中有‘天地四方融合而天下太平，礼乐兴盛而战争平息’的句子，人们传看后都嗤之以鼻。”
又说：“沈天彝打算向官府申报他妹子的贞节，想请求立牌坊表彰。但又说他父亲弃车先生有遗嘱不让向官府申请旌表，而犹豫不决。”
我说：“您父亲的见识是很高的，他的遗命是应当遵守的。”弃车先生自朝代变更以后十几年，关着大门不见客，头发生长得很好。有一次天彝把他灌醉，趁机把他的头发剃去，弃车先生醒来以后，只好痛哭流涕而已。弃车先生的著作手稿堆积得快要碰着屋梁了，天彝尽数把它烧光，恐怕其中有讳碍的语言连累自己。哈哈，也是件怪事！”
又祭吊朋友的文章里说：“读书人将要丧亡，违背天意的就得死去，而我就是违背天意的，反而死在后边”等等的话。这都是他顽固不化，不肯臣服我朝，明目张胆地攻击我朝不是正统而是闰统”依赖桀犬吠尧来作文章，都是这类东西。这个吕留良吃的本朝给的饭，生活在本朝的土地上，而且身为学校的秀才，深深受到本朝养育的恩德，为什么却把本朝看成仇故，而毫无顾忌地攻击，连蜜蜂、蚂蚁都不如呢？他的文章里又说：“人心险恶轻薄一天比一天厉害，这就开启了杀运，虽然有意躲避视听，我认为恐怕也难以避免的。”
又说：“吴三桂曾要求清兵撤退到关外等话，很有些气愤不平的样子。虽然吴三桂已年老不足忧虑，但他的部下恐怕未必能安心。”
又说：“吴三桂在云南，于甲寅年元旦寅时登基称帝，是取寅年、寅月、寅日、寅时四寅交会的吉利。今考查这时正是出现日蚀的凶象。” 又说：“董允拿他的新作文章来请我指教，题目是《平平凉颂》我根本不看，说：应先把题目改一下，去掉第一个字，把颂字改成叹字。”
又说：听说吴三桂死后，有个吴国贵族继承他的王位，清朝派去给他讲，把云南、贵州一带地域割给他，双方停战。”
又说：“听说福建耿精忠反清暴乱，是福建总督范承谟激起来的，后来范承谟也死在福建。”
他的一生行述里还说：“早起晚睡地勤劳，终日自强不息”等话。凡是普天下的土地，没有一块不是属于君王的，凡是生活在中境内的人，没有一个人不是君王的臣下。吕留良靠我朝恩惠和土地生活，才建立起他的家园，养育他的子孙有好几十年，可是却不懂得中华大统一的道理，平常称呼我朝任意指名，或叫“清”，或叫“北”，或叫“燕”，或叫“那边”。至于遇到本朝和叛逆的藩王吴三桂连写的地方，也称作“清”称“往讲”，好像本朝和逆藩是相邻的敌国一样，真是违背道理到极点了！况且吴三桂、耿精忠乃是叛逆的贼臣，人人都想捉而杀之，而吕留良对他们兴兵叛乱则十分高兴，惟恐他们失败；对于本朝收复了疆土，便惆怅得好像失去了什么，愁眉苦脸地叹息。对于殉难的忠臣，便去污蔑他们的过失，并且因听到他们死亡而心中高兴；不顾纲常伦理的颠倒，惟以助纣为虐，迎合叛贼为心愿；不顾天下百姓生灵涂炭，只希望天下大乱打起仗来就好。怎么这个吕留良存心思虑，残忍凶暴到了这种地步。况且表示日夜勤劳的“乾乾夕惕”这句成语，在《易经》的注解中，都解释为指君王治理天下的勤劳，而吕留良的子孙，却把这句话公然用到吕留良身上，这不更是放肆和狂妄吗？ 【原文】
又云：“永历帝被执时，满汉皆倾心，东宫勒马前行，以鞭梢东指，则东边满汉兵皆跪，西指则西跪。弑之日，天地晦霾，日月失光，百里之内，凡关壮缪庙皆被雷击”等语。
查伪永历朱由榔本窍立于流寇之中，在云贵广西等处，其众自相攻剽劫夺，贻害民生，后兵败逃窜缅甸。顺治十八年，定西将军爱星阿领兵追至缅城，先遣人传谕缅酋，令执送朱由榔，否则军临城下，后悔无及。大军随至城下，缅人震惧，遂执朱由榔献军前，杀伪侯王维恭等一百余人，于是全获朱由榔眷属以归。此永历之实迹，乃中外人所共知者。朱由榔穷蹙无归，为我朝满汉大兵所共擒，岂有擒寇贼之人，转于其马前行跪之理乎？其时之汉人兵丁，亦耻而不为之事，况于满人乎！此等瞽说，荒唐鄙谬，无中生有，不知何自而来也。至云关壮缪庙皆被雷击，尤为荒诞之甚。朱由榔之死，实系上天诛殛，而人力岂能强为耶！关圣帝君与雷神皆为奉天司命之正神，何以有凡关庙皆被雷击之事？于理亦甚为不顺。
且本朝用兵以来，事事皆仰荷上天眷佑之恩，百神呵护之德。即如我兵之守永兴也，士卒不过千人，贼以重兵相攻，势甚危急，蒙真武之神，显化神兵，布满岩谷，狂寇寒心褫魄，众遂溃逃而散。此有御制碑文，详纪其事者。其克复云南城也，则有金马飞腾之兆，而逆寇即日荡平。此皆见之志乘，万目共睹之事，天下所共知者，然此不过举一二事而言，其它不可枚举，吕留良独闻之乎？总之，逆贼吕留良，于本朝应有征应之事迹，则概为隐匿而不书，而专以造作妖诬，欲快其私愤。伊之妄诞伎俩，能逆天乎？
【译文】又说：“南明的永历帝被擒获的时候，满汉官兵都对他十分景仰，东宫太子骑在马上前行，用鞭梢往东一指，东边的满汉兵都跪下去，往西一指，西边的满汉兵也都跪下去。杀朱由榔那天，天地阴暗，日月无光，一百里以内，凡是关帝庙都遭受雷击”等话。考查朱由榔经历，他是在李自成占领北京后，在南方乘机自立为王的，盘踞于云南、贵州、广西等地，他们那一伙人内部，互相攻打抢夺，为害百姓，后来兵败逃窜到缅甸。顺治十八年（公元）时，定西将军爱星阿领兵追到缅甸，先派人传告缅甸国王，命令他把朱由榔擒送到兵营，否则就要兵临城下，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。我朝大兵随着便到了缅京城下。缅甸人大为惊惧，便把朱由榔缚住，献到大营，又杀了朱由榔部下的侯爵王维恭等一百多人。于是我军便把朱由榔和他的家属全部擒获班师回国，这是南明永历王朝结局的事实，是中外人士都知道的。朱由榔急迫到无地可去的地步，而被我朝满汉大兵擒获，岂有擒贼的人，反而在贼人马前跪下的道理呢？当时的汉人兵丁也不会干这种羞耻的事，何况潢洲兵丁！这种瞎话，实在是荒唐浅鄙，无中生有，真不知是从哪里传来的。至于说关帝庙都被雷击，尤其荒唐得很。
朱由榔之死，实际上是上天注定了他必然要被杀，这不是人力所能强行去做的。关圣大帝和雷神，都是奉天帝命令掌管职责的正神，怎么能有凡是关帝庙都被雷击的事，这在道理上也讲不通。况且本朝自从兴兵来，事事都得到上天的保佑的恩惠，一切神灵都对我朝有袒护的恩德。比如我兵保卫永兴县城时，只有守兵不过一千人，而贼兵有重兵来攻，形势十分危急，这时受到真武大帝的显灵，点化出了无数神兵，布满山谷，使贼寇心寒魄散，遂即纷纷溃逃。有皇上亲自写的御制碑文，详细地记述了这事。又有克复云南省城时，则有金马飞腾的吉兆。而贼寇当天就被荡平了，这事都记载在志书里面，是万人亲眼所见，天下人都知道的事实。但这也不过是略举出一二件事作例子来说，其它的事多得无法枚举，难道只有吕留良一个人没有听到过吗？
总之逆贼吕留良，对于本朝的一切祥瑞征兆的事，一概隐藏而不记，而专门在书上传播那些谣言和攻击的话，打算发泄他的私愤。他这种荒诞和狂妄的伎俩，难道能逆转天运吗？
【原文】
又文集内云：“今日之穷，为羲皇以来所仅见”等语。夫明末之时，朝廷失败，贪虐公行，横征暴敛，民不聊生，至于流寇肆毒，疆场日蹙，每发糜饷数百万，悉皆出于民力，乃斯民极穷之时也。我朝扫靖寇氛，与民休养，于是明代之穷民，咸有更生之庆。吕留良岂毫无耳目，乃丧心昧理，颠倒其说，转言今日之民穷乎？况逮我圣祖皇帝爱育黎元，海内殷庶，黄童白叟，不见兵革，蠲租减赋之政，史不胜书。民何由而穷，至为羲皇以来仅见之穷乎？试问之吕留良，如我圣祖皇帝六十余年，久道化成，休养生息，物阜民安，内外升平，兆民乐业，即自羲后以来，史册所纪屈指而数。蒙上天之眷佑，可以比并我朝之盛者，果可多得乎？而乃云：“羲皇以来未有之穷”，不太甚乎？即如吕留良怀不逞之心，动云万金结客，而其刊刻我朝时文，货卖牟利，富仍不赀。观其日记所载米盐琐碎，算及粪壤，营营求财之心，惟日不足，尚得谓之穷乎？又日记内云：“四月末京中起怪风三日，其色大红，著人面皆红。”
又云：“石门镇堰桥水忽立二丈许，舟中芦席，有飞至南高桥，复还原舟者。”
又云：“有大星如碗，后有细星随之，如彗。” 又云：“十二月二十九日夜雨甚大，然大电，随发震雷，甚响而长，不知明年作何运数耳。”
又云：“初五日午后，日光磨荡，有黑日如斗状。”
又云：“日有三枚，日旁有一差小者，色白不甚动；白日旁又一小者，色赤而动甚。” 又云：“河南郏县有凤至，百鸟朝会数日。有二赤鸟，长丈许，以身蔽凤，凤身五色陆离，鸣如箫韶。邑人怪之，驱牛厌胜，牛俱股栗不前。路上死鸟甚众。又有死金色鲤，狼藉地上。时予作《凤砚铭》云：‘德未尝衰，尔或不来，善以道鸣，必圣人生。’而忽闻此，又一异也”等语。凡此毫无影响，妄捏怪诞之记载甚多。总由其逆意中幸灾乐祸，但以捏造妄幻，惑心观听为事。其荒诞不经，皆不顾也。夫灾亦古所时有，上天垂象，原以儆戒人君，令其修省进德，未有事不实而可以为鉴者也。若如吕留良之记载，一一皆虚，天地间未有之事，何以示儆于将来？假使传诸后世，以捏影捕风之语，或信为实有之事，必以从前太平盛世，尚有如此非常奇怪灾异，倘遇日月星辰水旱之变，必轻忽为无关于治乱，而漫不经心，其所以启后世人君之怠玩者，其罪不可胜数矣。 【译文】
又如他的文集里说：“今天百姓的穷困，是自上古羲皇以来所仅能见到的”等话。自明末的时候，朝廷政治腐败，贪污枉法公开盛行，横征暴敛，民不聊生。以致引起流寇猖狂，战场形势日益紧迫。每年都要花费军饷几百万两银子，这都是从百姓手中搜刮得来，这时才是百姓极其穷困的时候。我朝扫清了流寇，使百姓得到休养生息。于是明代的穷苦百姓，才都得到更生的喜庆。吕留良怎么没有一点眼见耳闻，以至于这样丧心昧理，颠倒黑白，反说今天的百姓穷苦呢？况且到我朝圣祖康熙皇帝，十分爱护黎民百姓，国内殷实富庶，从黄毛小童到白发老翁，一辈子没遇到战乱，又有减免租税的政策，史书都记载不下了，百姓又能因为什么而穷困，甚至被说成自上古羲皇以来绝无仅有的穷困时代！试问吕留良，像我朝圣祖在位六十多年，成功地用道德教化百姓，使他们得以休养生息，物产丰收人民安乐，国内外一派太平景象，万民安居乐业，这种情况就是自上古以来，记载在史册上的，也是屈指可数。受到上天的关怀保佑，能够和我朝这样兴盛的时代，难道能有很多吗？而他却说成是自上古以来从没有过的穷困时代”
这不是太过分吗？即使像吕留良这样心怀叛逆的人，动不动的可拿出万金来交给客人，而且他刻印我朝时文，贩卖牟利，赚了不少钱还不满足。看他日记里记的柴米油盐的生活琐事，连粪肥都计算了，营营追求财物的心，一天也没有满足，这还能说得上穷吗？他的日记里又说：“四月末，京师里起怪风三天，其颜色大红，吹到人脸上，脸都变红了。”
又说：“石门镇的堰桥，河水忽然涌起二丈多高，船里的芦席，有被风吹刮到南高桥，又吹回原来的船上的。”
又说：“有个大星像碗一样大，后边又有一些小星跟随着，好似彗星一样。”
又说：“十二月二十九日，夜里下了大雨，巨大的电火闪耀，随之响起雷霆，声音响得很大而且很长，不知道明年又有什么气运出现。” 又说：“初五日午后，太阳光摇荡不定，有一个黑色太阳，像斗一样大小。”
又说：“出现了三枚太阳，太阳旁边有一个略小的太阳，颜色白而不怎么动，白日旁边又有一个更小的太阳，颜色红而动荡得很。”
又说：“河南郏县有凤凰出现，百鸟都来朝见凤凰，一连聚会好几天，有二个红赤色的鸟，身长一丈多，用身体遮蔽着凤凰，凤凰羽毛五彩陆离，叫声和箫管的乐曲一样。当地人十分奇怪，赶了牛群去驱邪，牛都战栗不敢前行。路上死鸟很多。又有死金色鲤鱼，散乱的躺在地上。当时我正在作一首《凤砚铭》说：‘道德并没衰败，你可能不会来，在道路上鸣叫，一定有圣人降生。’这时忽然听说这件事，又是一件奇异的事”等等。凡是这种毫无根据，胡乱捏造怪异荒诞的记载很多。总是因为他叛逆的心里藏着很多幸灾乐祸的想法，所以专门去捏造一些荒唐古怪的事，去蛊惑人们的视听。而从来不管它如何荒诞不经。至于灾异的出现，古时候也就有，这是上天降下的一些迹象，来警告劝戒人间的君主，让他反省过错增强道德，但还没有过事情不确实而可以作借鉴的先例。
比如吕留良的记载，都是虚假不实，天地间根本没这件事，又怎能让人警戒将来呢？假如把这些虚假的记载流传给后世，把捕风捉影的话，当成实有的事，一定会使人觉得以前太平盛世的时候，也会有这些奇怪的灾异。如果遇上日月星辰、水灾、旱灾的变化，必然会不重视，以为与国家的治乱没有什么关系，因而漫不经心，这样便引致以后的君王对灾异不重视，那他的罪行真是数也数不清的了。
【原文】
又日记云：“康熙甚吝，吴中顾云者，写真甚精，供奉内廷，不许其遍游公侯之门。一日入朝，仓遽用旧服。康熙曰：‘此要银子也。’荐之一王子，王子送元宝二百两及缎，康熙收之。临行辞，康熙只予二十四两而已”等语。不但岂有此事，而怪诞悖乱，何至于此极也。吕留良以此诬诋圣德。夫韩昭侯藏蔽裤曰：“欲待有功者。”
史册相传，以为美谈。今一写真之人，即圣祖仁皇帝不轻加厚赐，亦圣主慎重赏赉之盛德耳。而吕留良捏此浮言，讥为吝惜财物乎？圣祖仁皇帝在位六十一年，除水旱赈恤外，特恩蠲免钱粮，不下数百万万，此天下臣民所共知，岂吝主所能为者？吕留良独无耳目乎！忍心害理，可谓极矣。且吕留良谊属臣民，而慢称康熙，其悖逆无状，何太甚矣。即此数条，猖狂悖乱，已极放言横逆之罪，况其它太甚之词，尤足令人痛心疾首，不共戴天。
夫吕留良生于浙省人文之乡，读书学问，初非曾静山野穷僻，冥顽无知者比。且曾静只讥及于朕躬，而吕留良则上诬圣祖皇考之盛德；曾静之谤讪，由于误听流言，而吕留良则自出胸臆，造作妖妄。况曾静谬执中国夷狄之见，胸中妄起疑团，若不读吕留良之书，不见吕留良之议论蜂起，快心满意，亦必有所顾忌。而不敢见之文辞。是吕留良之罪大恶极，诚有较曾静更为倍甚者也。朕向来谓浙省风俗浇漓，人怀不逞，如汪景祺、查嗣庭之流，皆以谤讪悖逆，自伏其辜，皆吕留良之遗害也。
甚至民间氓庶，亦喜造言生事。如雍正四年内，有海宁、平湖阖城屠戮之谣。此时惊疑相煽，逃避流离者有之。此皆吕留良一人为之倡导于前，是以举乡从风而靡也。盖浙江士人等，习见吕留良之恣为狂吠，坐致盛名，兼拥厚赀，曾无纤芥之患得婴其身。是以转相推服，转相慕效，多被愚迷而不知也。甚至地方官吏，怵其声热之嚣凌，党徒之众盛，皆须加意周旋，优礼矜式，以沽重儒之誉。如近日总督李卫，为大臣中公正刚直之人，亦于到任之时，循沿往例，不得不为之赠送祠堂匾额，况他人乎？此其陷溺人心，浊乱世俗，害已不可胜言矣。数年以来，朕因浙省人心风俗之害，可忧者甚大，早夜筹划，仁育义正，备极化导整顿之苦心，近始渐为转移，日归于正。若使少为悠忽，不亟加整顿，则吕留良之邪说诬民者，必致充塞胶固于人心而不可解，而天经地义之大闲，泯灭沦弃，几使人人为无父无君之人矣。吕留良之为祸浙省者，不知何所底止耶！今日天道昭然，逆贼恶贯时至，令其奸诈阴险尽情败露，则不容不明正其罪，以维持世教，彰明国法者也。且吕留良动以理学自居，谓已身上续周、程、张、朱之道统。夫周、程、张、朱世之大儒，岂有以无父无君为其道，以乱臣贼子为其学者乎？此其狎侮圣儒之教，败坏士人之心，真名教中大罪魁也。而庸流下愚，不能灼知其心迹行藏，乃以一不解天经地义之匪类，犹且群我以道学推之，则斯文扫地矣。即吕留良自撰之文亦云：“逆天者亡。”
又曰：“顾我逆天，死反得后。”明知逆天之罪大，而必欲悍然蹈之，死而不悔，不知古今以来，天地间乖戾悍暴之气，何独钟于吕留良也。
【译文】
他的日记里又说：“康熙十分吝啬，苏州有个顾云，为人画像十分精美，在皇宫充当绘画供奉的职务，不许他随便到公侯贵族家中给人画画。有一天他去朝见皇帝，匆忙之间穿的是旧衣服。康熙说：‘这是想要银钱的。’便介绍他去一位王子家画像，这王子送来元宝二百两和一些绸缎，康熙收了这些东西。后来顾云辞别康熙回家，康熙只给了顾二十四两银子而已”等话。这事纯属子虚乌有，而且编造十分荒诞悖理，可以说是达到了极点了。吕留良是用这来故意诽谤圣祖皇帝。战国时的韩昭侯收藏一条旧裤子，说：“打算用这奖赏立功的人。”
史书上记载下来，以为是一件美谈。现在不过是一个画像的画师，即使圣祖仁皇帝不轻易给他丰厚的赏赐，也表现出圣祖对奖赏抱着十分慎重的态度，也是一种道德修养的表现。而吕留良捏造这种谣言，讥讽为圣祖吝惜财物！圣祖仁皇帝在位六十一年，除了对水旱灾进行赈恤以外，特别降恩豁免百姓交税的钱粮，不下数百万万两银子。这是天下臣民都知道的事，岂是吝啬的主子所能办到的吗？难道只有吕留良没有长眼睛、耳朵吗？他忍心歪曲事理，真是达到极点了。况且吕留良从伦理上说是我朝的臣民，却傲慢得直呼皇上为康熙，他这种狂悖忤逆的形状，也太过分了吧！就拿以上几条来说，他的猖狂悖逆已达到胡言攻击的罪行的极点，何况还有其他很多过头的言词，尤其令人痛心疾首不忍说出，我们与他的仇恨真是不共戴天了！
这个吕留良，生在浙江人文荟萃的地方，读书学问，不像曾静生长在深山穷乡的地方，愚昧无知难以相比。而且曾静只讥讽到朕一个人，而吕留良则更进一步诬蔑到圣祖仁皇帝的盛大道德；曾静的诽谤，是由于错误相信了流言诽语；而吕留良的攻击，则完全出自他心中，造作妖言迷惑视听。况且曾静错误地固执着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偏见，心中妄起疑问，如果不读吕留良的书，不见吕留良的一连串的议论，虽觉得快心畅意，也必然会有所顾忌，不敢公然写成文词。所以吕留良的罪大恶极，实是比曾静要大上好多倍的了。
朕向来认为浙江省的风俗不够敦厚，人心难测，比如汪景祺、查嗣庭等人，都是因为诽谤悖逆，自是罪有应得，也都是吕留良遗毒所害的例子。至于民间百姓，也喜欢造谣生事，比如雍正四年时，有海宁、平湖要全城屠杀的谣言，那时百姓便相信谣言，互相煽动，引起百姓逃亡流离的事。这都是吕留良一个人倡导在前，才造成地方人士纷纷盲从的。因为浙江的读书人，见到吕留良在文章中恣意狂吠攻击，反而享受盛名，并且十分富有，却没有受到一点损害降临到他身上。所以辗转推崇他，互相仿效他，而大都被他迷惑愚弄而还不知道。甚至地方官吏也害怕他的声势嚣张，忌惮他的党徒众多，都得对他们留意应酬，加以优厚礼节，以博得一个尊重儒士的好名声。
比如最近上任的总督李卫，是大臣里公正刚直的一个，他在到任以后，也不得不根据过去惯例，向吕留良的祠堂赠送匾额，何况其他的人呢？由此可见吕留良影响人心，扰乱人间风俗，其毒害已经说不胜说了。几年以来，朕因为浙江人心风俗十分有害，给以很大的担忧，朝夕思考筹划，设法教导他们懂得仁义，用尽了开导整顿的苦心，最近几年才略略有点起色，一天比一天正常起来。如果稍微有点疏忽，不尽力整顿，那么吕留良的异端邪说蛊惑人心，必然如胶漆一样充塞到人心中，牢固粘结便没法解救了。从而使天经地义的大道理，也泯灭废弃，差不多会使人沦落到无父无君的地步上去了。这样吕留良给浙江省带来的祸害，真不知要到什么程度才能停止呀！
今天天道昭然，贼人已经到了恶贯满盈的时候，使他的奸诈阴险面貌尽情败露出来，那么就不能不依法制裁他的罪行，以维持世上风俗教化，申明国法了。而且吕留良以理学大家自居，说自己是继承了周敦颐、程颢、程颐、张载、朱熹的哲学正统。周、程、张、朱，是历史上的大儒，岂能用以无父无君来作为他们的主张，用推崇乱臣贼子来作为他们的学说呢？吕留良这种狎弄侮慢圣人的儒教，败坏读书人的心术，真可谓名教中的罪魁祸首了。而一些平庸愚昧的人，看不透他包藏的祸心，便把一个不懂得天经地义道理的匪人，一哄而起地推誉他为道学大家，真把读书人的脸面都丢失尽了。就是吕留良本人的著作中也说过：“逆天者亡。”
又说：“我虽然逆天，死反得在后。”明知违反天道的罪行是很大的，而却不顾一切地去走这条路，死不悔改，真不知从古到今以来，天地间一切乖戾凶暴之气，为什么都集中到吕留良的身上了。 【原文】
朕即位以来，实不知吕留良有何著述之事，而其恶贯满盈，人神共愤，天地不容，致有曾静上书总督岳钟琪之举，曲折发露，以著吕留良之凶顽。而吕留良之子如吕葆中者，曾应举成名，蒙恩拔置鼎甲，仕列清华。其余子孙多游庠序，乃不即毁板焚书，以灭其迹。且吕葆中既已身叨仕籍，而犹世恶相承，并未洗心涤虑，前此一念和尚谋叛之案，党羽连及吕葆中，其时逆迹早已彰著，蒙圣祖皇帝如天之仁，免其究问，而吕葆中遂忧惧以死。 就常情而论，吕葆中之兄弟子孙，遇如此之惊危险祸，且荷蒙圣祖皇帝如此之高厚洪恩，自当感激悔悟，共思掩覆前非，以为幸逃诛殛之计。岂料冥顽悍鸷，习与性成，仍复抱守遗编，深藏笥箧。此固吕留良以逆乱为其家传，故吕葆中等逆竖昏愚，罔知警惕；而实乃天道昭然，不容少昧，如有鬼神驱遣，使逆贼之阴谋彻底呈现于今日。逆贼之遗毒，不致漏网于天诛也。前此曾静逆书，朕所以一一剖白者。缘朕即位以来，深知外间逆党甚众，自然散布讹言，惑乱人心志。其所以诋惟朕之一身者，朕可以己意自为判定归结。若如吕留良之罪大恶极，获罪于圣祖在天之灵者，至深至重，即凡天下庸夫孺子，少有一线良心之人知此，亦无不切齿而竖发，不欲与之戴履天地，此亦朕为臣子者情理之所必然。兹特降谕旨，将诸条略为宣示，其逆贼吕留良及其子孙嫡亲弟兄子侄，应照何定律治罪之处？著九卿翰詹科道会议，直省督抚、提督、两司，秉公各抒己见，详核定议具奏。
【译文】
朕自登上皇位以后，实在不知道吕留良都著作了些什么。而由于他恶贯满盈，人神共愤，天地也不容他存在，所以才有曾静上书总督岳钟琪这件事的发生，才被曲折地揭露出来，现出了吕留良的凶顽面目。而吕留良的儿子，比如吕葆中这人，曾经应科举中进士，又蒙皇恩名列鼎甲，授给翰林院官职。其余的子孙也有很多进学当秀才的，就这样还不立即把吕留良的著作和印书的木版烧掉，以灭去遗迹。而且吕葆中既然已经做官，还要继承他父亲的罪恶思想，并没有洗心革面从新做人。前一段时间发生的一念和尚造反案件，其党羽便牵连到吕葆中，那时他的逆迹就已经揭露出来了，蒙圣祖皇帝心怀上天的仁德，免去对他的拿问治罪，但吕葆中却因此恐惧而死。
如果按一般常情来说，吕葆中的兄弟子孙，遇到这次惊扰危险的灾祸，并蒙圣祖皇帝高恩厚泽不加治罪以后，自然应当感激皇恩，幡然悔悟，大家应设法改正前辈的过错，以求逃避后代被诛戮的危险才是。谁知他们顽固凶悍，已经成性，仍然死抱着吕留良的著述不放，把这些逆书深藏在箱柜里面。这就是吕留良将逆乱作为传家宝，所以吕葆中等叛逆后代，愚昧昏庸，不知道一点警惕；其实这是上天的英明洞察，不允许有一点隐藏，好像有神鬼驱使的一样，终久使逆贼的阴谋彻底灏暴露于今天，使逆贼吕留良的遗毒，不致于漏网而逃脱上天对他的惩罚。
以前对于曾静逆书一案，朕所以对他一一剖白清楚的原因，是因为自朕即位以来，深知外边逆贼党羽还很不少，自然还要散布流言蜚语，蛊惑扰乱人的思想。他所诋毁的只是朕一个人的，朕可以用我自己的主意来判定案件的处理。如果像吕留良这样罪大恶极，得罪了圣祖皇帝在天之灵，其罪就实在至深至重。即使是普天下的平民百姓和孩童，稍有一点良心的人知道这事，也会无不切齿痛恨，怒发冲冠，不愿和他共同生活在一个天地。朕若为臣子，也必然会有同样的心理。现在特降下旨意，把各条叛逆言论略加宣示。至于逆贼吕留良和他的嫡系子孙，亲兄弟子侄，应当按照哪一条法律定罪？命令九卿和翰林院、詹事府、有关科、道人员开会商议，直隶省总督，巡抚、提督、两司的官员，也要秉公议论，各抒己见，详细核定他们的罪行，奏报上来。
